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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信 息 参 考(5.31)
2017-06-08 10:44:20   来源:   评论:0 点击:
〖深度分析〗【如何看待中央要将改革试点推向全国?】 5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
〖深度分析〗
【如何看待中央要将改革试点推向全国?】
    5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要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面上改革。
    从官方报道来看,此次会议审核和讨论的改革内容,涉及到《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案》等多项改革。从对市场的影响来说,我们认为有如下重点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外商投资产业方面的改革。会议提出,“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落实党中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要坚持对外开放,适应国际通行规则,按照负面清单模式,推进重点领域开放,放宽外资准入,提高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取消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施,保持鼓励类政策总体稳定”。要强调的是,中央坚持了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尤其指出了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重要性。按负面清单来管理外商投资产业,应该是在总结近几年搞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这种做法,对今后继续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会有帮助。
    二是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会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坚持定期评估和实时监测相结合、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从严管制和有效激励相结合、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系统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有效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合理控制空间开发强度,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从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规划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相当“高级”的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相通。不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这很难实行。现在,中央重提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约束开发活动,也是因为资源环境问题已到了极限,不变不行。可以肯定的是,今后的环保执法将会更大的力度、更严厉的措施。
    三是推进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问题。会议提出,“要立足现有信息资源,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合理确定系统归集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范围,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实行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和全程可溯安全机制,强化安全技术保护,推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确保信息安全和规范应用”。可以肯定,这一部分会成为引起最大关注和最多争议的内容。收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在国内不仅敏感,而且影响面很大。讨论多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一直未能实行,为房地产税推出做准备的全国不动产信息登记及联网遇到极大阻力,都显示了收集个人财产信息可能会遇到很大阻力。如果这二件事未能推行之前,就要系统归集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阻力,并有可能引发一定的资金外流。
    四是国内将正式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从2015年7月起在北京等13个省区市开展为期两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办理了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积累了丰富的案件样本,制度设计得到充分检验,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意味着,在涉及公众利益的诸多领域,今后将会正式实行公益诉讼制度。一旦公益诉讼制度在全国推广,如果再放开媒体参与监督,估计会出现一大批公益诉讼案、件,这将在产业界、市场、消费者等各个领域引发不小的冲击甚至震荡。不过,公益诉讼制度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走向正常化,而且对相关领域都会形成倒逼机制。
    最终分析结论:中国发展到现在,过去的要素红利、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都利用得差不多了,随着财富增多和多种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遇到的问题增多,中国亟需新的改革来创造新的红利。就此而言,加快将改革试点全面推向全国有更大的需要,在重点改革领域上,应该优先选择有利于市场化的改革。
【从历史长河看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居全球第二,维持着7%左右的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主流分析,一直以来着重于过去两个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工业化出现和发展的阶段,迅速的技术进步、结构变化以及人均收入增长处于常态。如果从更长的历史阶段来比较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增长,我们会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的视角。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对中国经济长期表现的研究,提供了关于中国经济的不同观察。
    在公元9-13世纪之间,中国出现了经济重心的转移。在8世纪时,3/4的人口居住在中国北部,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和谷子。到了13世纪末,3/4的人口居住在长江以南,以种植水稻为生。借助水利工程和早熟品种,水稻耕作得以大规模发展。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允许较大的人口居住密度,进而减少交通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同时为扩张中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业生产释放劳动力。这种生产上的发展和产品的多样化提高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麦迪森估计,大约使人均收入提高了1/3,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低于人均收入的提高。
    从13-18世纪,中国经济在长期大致保持人均收入稳定的同时,支持了4倍的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的过程并不平衡。在14世纪和17世纪,中国人口下降了3000万以上。人口危机主要是因为朝代更替所带来的破坏,以及流行病(如腺鼠疫和天花)的影响。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特别巨大的人口扩张,同时也出现了最引人注目的外延式经济增长。
    但与世界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显得落后。世界经济在1820-1952年期间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世界生产提高了8倍以上,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美国人均收入提高了将近9倍,欧洲提高了4倍,日本提高了3倍以上。不包括日本的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在中国,人均收入下降了,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
    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有多种,阻碍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制度,外国殖民者的入侵,内部政治动乱和战争——影响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在陕、甘、新出现的回民起义,民国时代中国长达30年的内战,以及前后持续14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无法重新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在国家财政上也是虚弱的,无法为国防和经济发展大规模地动员资源,并组织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行动。
    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实现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带来了新的国家治理模式。1949年之后的中国,从政策和经济增长上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至1978年为止,第二个阶段是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阶段。
    从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加速,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经济结构也出现了改变,工业在GDP中的比重由8%提高到30%。增长加速来自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巨大投入。资本存量每年增长了7.7%,劳动投入的增长快于人口增长。但中国在生产率方面的表现令人沮丧,与同时期世界很多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出现的经济繁荣形成反差,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是2.3%,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每年2.6%的人均收入增长。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计划经济体制是阻止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破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创伤。这一时期,中国被隔离在当时日益繁荣的世界经济之外。
    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在1978年至2006年期间,中国出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由0.8%上升到了8%;从1978年至2005年,中国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从零增长到每年600亿美元(注:从2011年到2016年,中国每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一直维持在1100亿美元左右)。根据麦迪森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在1978年至2003年间每年增长6.6%,是世界平均速度的4倍;中国的人均GDP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到74%;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5%上升到15%,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会逐步放缓下来。麦迪森预测,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在2010-2020年为4.6%,在2020年至2030年之间略高于3.6%,那么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会达到西欧和日本在1990年前后的水平。虽然这只是美国水平的1/3,但它对世界经济的作用,以及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将会大幅度地上升。
应该说,麦迪森完成于十年前的研究,基于历史,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做了有前瞻性的预测,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基本印证了这一点。更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什么因素会阻碍中国的增长?在麦迪森看来,除了国企改革问题、金融体系风险问题、政府财政问题,其他还包括环境与能源问题,法律制度和私人财产权利保护问题,地区间和城乡间的贫富悬殊问题。要强调的是,相当一部分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种判断,对于中国未来保持增长的政策,将会有历史性的指导意义。
    最终分析结论:在历史长河之中,中国在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保持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通过外延式发展巩固其经济地位。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的衰落。最近四十年,中国才重新跻身全球最大经济体之列。这是历史性的复归,同时显示出,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改善收入增长,才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历史使命,也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
〖形势要点〗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将获中央财政支持】
    近日,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具体看来,中央财政支持试点城市推进清洁方式取暖替代散煤燃烧取暖,并同步开展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鼓励地方政府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和社会加大资金投入,实现试点地区散烧煤供暖全部“销号”和清洁替代,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试点示范期为3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标准根据城市规模分档确定,直辖市每年安排10亿元,省会城市每年安排7亿元,地级城市每年安排5亿元。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将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方式下达,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对试点城市开展绩效考核并清算奖励资金。据称,此次试点将采取地方自愿申报、竞争性评审方式确定试点城市。申报试点的城市按三年滚动预算要求编制实施方案。试点城市应因地制宜,多措并举,重点针对城区及城郊,积极带动农村地区,从“热源侧”和“用户侧”两方面实施清洁取暖改造,尽快形成“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清洁取暖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另外试点工作将重点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
【机构称今年企业去杠杆的宏观效果将更明显】
    在金融市场上的高杠杆吸引监管层注意的同时,我国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在宏观数据上的表现也不明显。对此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企业部门2014年以来已经开始去杠杆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2014年以来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下降,没有扭转负债与销售收入之比,或者宏观杠杆率也就是债务与GDP之比的上升势头。高善文认为,会计上负债与销售收入之比或宏观杠杆率可以拆解为资产负债率与资产周转率倒数的乘积。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期间资产周转率。这是因为过去几年,实体经济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在此背景下企业部门努力降低资产负债率,这加剧了需求的下滑、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资产周转率持续恶化。高善文认为分析资产周转率可以对判断未来宏观负债率走向有所帮助。他认为资产周转率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1)通货膨胀,因为会计原则规定,销售收入是当期现价来记录,而资产累计是历史现价来记录。价格的变化使得历史现价与当期现价存在明显差异。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历史现价相对缩小,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资产周转率。(2)技术进步和管理上的改善、经济结构的变化。(3)产品市场的供求情况,如果企业认为需求的扩大是可以持续的,那么它还可以增加雇工数量,同样的资产被更多的工人使用,资产周转率也会提升。此外,高善文认为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水平对于判断去杠杆过程有重要作用,因为如果实体经济走出了此前的债务—通缩恶性循环,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滑落。数据显示,今年加权贷款利率与PPI年同比之差已从2015年的11%降到1.5%作用。这将对企业加速去杠杆是个积极信号。
【养老困境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战略难题”】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对超级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还远未做好准备,养老困境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战略难题”!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6.7%,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对“老龄社会”的定义。而在未来十年间,我国老龄人口将继续快速增长,达到并超过世卫组织对“超老龄社会”中老龄人口占比21%的标准。届时,中国将有近3亿老龄人口。然而,据统计,目前我国医养结合机构共5570家,医养结合机构床位总数为115.21万张,养老供给与养老需求严重脱钩。而发展养老产业绝非一日之功,据北京市民政局介绍,2014年-2016年,北京共扶持建设养老照料中心项目255个,政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近5亿元,撬动社会直接投资20多亿元。然而,即便资金投入如此庞大,北京市新总规中规划的社会养老床位到2030年也仅仅只有18万张!而届时,北京将拥有近400万的老龄人口。北京的困境是中国各地养老困境的缩影!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产业,将迫使绝大部分老龄人口居家养老,但在“421”或“422”的家庭结构中,子女对老人的养老支持将会十分有限,高龄独居老人的大量存在可能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予以重视。此外,有限的社会养老床位也存在价格高昂的问题。在北京,地处闹市区、且基础设施良好的养老机构,入住费用均在5000元/月上方,但对大多数的老年人而言,养老金或许根本就不够支付养老院费用。如何让中国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养,并能有尊严和快乐地生活,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战略难题”。
【“培育伟大企业”与“调控经济周期”谁更重要?】
    过去几个月,不少经济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处于过去5年以来最好的时刻,于是市场上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进入新周期的争论也甚嚣尘上。乐观的一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趋势性的复苏,即所谓“新周期”;悲观的一方认为,本轮复苏已经或者即将见顶,并不存在“新周期”,当下只不过是大家见惯的“短周期”而已。而在麦格理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看来,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新周期”存在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伟大公司涌现。因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主要是要素的竞争,比如哪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但当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后就变成企业的竞争,而全世界没有一个发达的大国,背后只有伟大的政府,却没有伟大的企业。中国的消费类企业在过去几年遇到了很多困难,原因在于许多企业无法跟随消费者收入的上升,同步提升自身的产品和品牌,于是消费者或转向网购或海外品牌。政策制定者恐怕也看到中国缺少伟大企业的现状,近年来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和大飞机等一些领域开始大量投资,希望能扶植出一些国家冠军。但不管产业政策的效果如何,民营企业诞生伟大企业的概率恐怕要高于国有企业。研究认为,培育伟大企业与调控经济周期虽然看似不同,分属于微观和宏观,实际上涉及不同的政策选择和资源投放。相比于调动大量国家资源、频繁地运用财政货币工具去应对经济周期的波动,我们认为,政府更主要的着力点还是应该在市场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比如市场法治体系和社会福利体系等。如果在中国市场上产生了若干家“伟大企业”,这比拿出很多经济和政策资源去调控经济周期更有价值。说白了,国内在不同领域诞生出十个类似华为的企业,要比拿出几万亿搞宏观调控更有意义。
【房产和储蓄几乎占到了中国家庭财富的全部】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2017)》5月24日发布。报告基于覆盖了24个省份、435个县共36000户家庭的入户访问调查数据。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077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为17.25%,其中城乡差异较为明显。此外,家庭财富也存在着一定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从数值上看,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为242604元,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为119768元和92304元,东部地区家庭人均财富分别是中部、西部地区的2.03倍和2.63倍。家庭人均财富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收入的累积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产的市场价值有所提高。2016年房价继续走高,推动了房产净值增长。相比2015年,2016年全国居民房产净值增长幅度达17.95%,城镇居民更多地从房产价格上升中获益。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65.99%,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比重分别为68.68%和55.08%。除了房产,金融资产在家庭财富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家庭金融资产分布显示,家庭储蓄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独占鳌头。数据显示,家庭新增投资几乎都在储蓄上,其他资产上的投资则非常少。在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中,位居前几位的分别是“应付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占41.9%;“为养老做准备”,占34.19%;“为子女教育做准备”,占33.56%;“不愿承担投资风险”,占24.27%。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相似。
【有关部门应重视产业发展“先鼓励后治理”问题】
    5月1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广东陆地方舟新能源电动车辆有限公司(“陆地方舟”)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这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第14张牌照首次被一家低速电动车企业“揽入怀中”。与此同时,关于低速电动车行业的“转正”问题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位低速电动车企业负责人表示,“陆地方舟对于低速电动车企业并不具有代表意义”,一方面陆地方舟近两年主要向新能源商用车市场突围,另一方面低速电动车的分化已经在政策限制下与从前大不相同。对于低速电动车的相关技术标准,有关部门已于去年开始拟订。据称,低速电动车新国标有望在今年7月出台,在低速电动车行业中盛传,与此前相比,从车型尺寸到碰撞要求上,标准更加严苛。对于低速电动车这个细分的产业,由于其过于稚嫩,只是作为一个科技因素在讨论和评估。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成熟的产业都要有标准配套,尤其是对富有影响力、对城市有安全要求、有城市运行配套要求的产业和产品,必须先有产业标准,才能有政策鼓励与否的存在。坦率地说,我们认为现在很多科技产业基本就是在乱来,政策配套和标准严重跟不上。但先投钱,等出了问题再说,比如近期军队禁止共享单车进入军事区就是一例,还有无人机造成的机场危害,以及过去研究者反复强调的安静而高速的电动车每年撞死撞伤几十万人的情况等等。所以,“先鼓励后治理”的模式,这与环境保护中的“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类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此类事情现在已相当令人担忧,希望国家产业管理部门应该高度重视。
【城市发展不可盲目陷入“交通枢纽”误区】
    根据规划,位于粤琼桂三省区交会点的湛江市,是63个规划建设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之一。未来几年,湛江将汇聚五条高铁,形成四通八达的高铁网络。其中,深湛高铁广州到湛江段预计明年通车;从广西南宁到湛江的合湛高铁,正在建设中;湛海高铁、张家界到海口旅游高铁,以及广州到湛江的高速客运专线也在进行前期工作。除高铁之外,湛江还将完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的交通系统。湛江市期望通过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与珠三角和全国各地形成互通互联,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湛江市希望发展为交通枢纽的愿望与很多城市类似,不过搞交通枢纽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城市。在研究人员看来,目前国内有很多城市争做交通枢纽,认为这一定会给城市经济带来质的飞跃。其实并不然,很多交通枢纽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好,比如郑州;而不少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并非交通枢纽,比如深圳、上海。湛江市的区位条件与深圳、上海比较相似,是一个濒临海洋的“终点型”城市,很难成为全国性的交通枢纽。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要素集聚、产业的发展、消费的繁荣和兴旺、资金的汇集。要知道,交通枢纽的建设,需要的资金投入大、空间消耗大、大量人流物流汇集后的城市管理难度大。如果不顾条件,一味盲信交通枢纽神话,很容易陷入发展误区。
〖学界观点〗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滑到6%以下】
    在5月24日,穆迪下调中国主权评级的新闻稿中,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其预期中国未来五年的潜在经济增速将接近5%。现在国内的研究机构也持类似观点。5月25日,社科院相关课题组发布研究成果认为,因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低于6%,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率“下一个台阶”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表现之一。社科院课题组详细解构了中国工业化之路。中国工业品长期以低成本—低价格优势扩展市场份额。统计数据显示,1979-2012年,中国货物出口保持2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不足1%,2002年超过5%,2010年超过10%,2014年达到12.3%。在制造业竞争力上,虽然中国连续多年位列世界第一,但未来低价优势将逐步削弱,德勤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课题组也指出,中国工业化历史性转折的另一个标志性现象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未来“中国工业发展能否从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中走出来,转向节能环保和低碳减排的绿色和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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